“咱们干革命，图什么?不就是图全中国的孩子们都能过上好日子,能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里堂堂正正做人吗?但现在...”
陈知非倒是没被送去补课,只是“顺带”的,但这件事却依旧是对其他孩子的一种不公平，严重点讲，甚至可以被视为“官僚群体对法律制度和中央决心的试探”。
这点事儿中央不管，那更就有更多的幺蛾子被整出来。
当然,按照藤原兼实路上说的,这点事儿中央要是直接下场管了，恐怕有些人也有幺蛾子要整。
要么不执行，要么往死里执行嘛!“我...我.…”
王根英的眼泪无声地滚落下来,不是委屈,是巨大的恐慌和悔恨:
“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没事没事。”
陈康抱住了妻子颤抖的肩膀:
“这事儿要怪,得怪咱们两个,太忙于干工作了，没顾得上家，没给知非陪伴,所以才被人钻了空子。”
“可是...可是...”
说起这个话题，王根英的眼泪又止住了一些:
“我是干革命工作啊!共产党员就应该牺牲!哪怕是...”“哪怕是自己的家庭和子女?是的,没错,这是我们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
陈匮欣赏地看着妻子，然后话锋一转:
“但是，藤原那家伙告诉了我一句话—―‘我们要正视共产党员也是人的这一事实’，在允许的条件下，为什么不能多照顾照顾家庭呢?”
“你看，你，我，周六周日几乎都很少休息，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八小时工作制是别想了，只能把孩子交给秘书或者其他人去带;”
“作为父母,我们实际上是严重失职的,别人家的孩子是孩子，我们家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你愿意知非将来长成藤原口中的那种‘结构性孤独者’吗?”
当然，是不愿意的。
“更何况，被人钻了空子，砸了中央的招牌,带头违反禁令，伤害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是在干革命工作,但我们的行为也给革命工作造成了更大的破坏;”
“我们是要带头兢兢业业工作，但我们合理合情合法的东西,也不必太苛刻,非得把自己累死在岗位上，就是对人民、对革命负责了?”
陈匮握着王根英的手，把自己的决心和温度都传过去:“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我们必须给全国一个交代!”
不远处的另—套房子里,赵子琪家。
“...嗯，交代是必须给的,这件事我要负主要责任,既没有看好允斌，也没有及时发现这种漏洞.….”
堪堪擦干眼泪的教育部长何宝珍把跪在地上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都拉起来,连带着才3岁的刘允若一起抱进怀里。
赵子琪已讲清今日之事,也问出了刘允斌和刘爱琴跑去补课的内情—―功课跟不上,心里急,又不敢跟父母说，怕添麻烦,有人递了话，就自己偷偷去了;
孩子只是觉得,只要多学点知识,就能赶上甚至超越丢掉的课程进度,就能不给父母丢脸，浑然不知自己被人利用了。
但无论是赵子琪还是何宝珍，都没有责怪儿女的意思。说到底，这是父母的问题。
为了革命跟儿子女儿分离的时间太久,哪怕带到了身边，也因为工作忽略了他们太久太久,久到自家孩子连寻求自家父母的建议和帮助都变得小心翼翼。
对于“结构性孤独、不愿意跟人交流、遇到事情只能调节消化”的“新生代”，他们夫妇俩此刻比谁都感受深刻。
差一点点,他们就亲手把自家孩子推进了那个只有书本分数、连喘口气都难的囚笼里,差点亲手掐灭了他们眼里的光。
相比较王根英,何宝珍显得更加冷静,把三个孩子哄去房间睡觉后，她坐到了餐桌上,郑重地问道:
“藤原同志他怎么说?这件事怎么处理?”
“这事,藤原他不该开口，也不能由他开口,破规矩的是我们,捅窟窿的是我们,这窟窿,只能由我们自己动手来堵。”
“这样啊...我明白了，但我还有句话要说。”
“嗯?”
“就比如我们家，三个孩子，我和你,都不可能完全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就算我们再怎么抽时间,对孩子的关注也不可能太多，这不光是我们的问题,也是很多党员干部面临的现实问题。”
何宝珍看着自己的丈夫兼上司:
“所以,我认为，既然存在这种问题,作为政府，就理应想办法解决这种问题,明年给教育系统的预算当中，加一笔建托儿所的钱吧!或者，最起码多拨付一笔看护费预算。”
“托儿所我知道，看护费是什么意思?”
“家长没空接孩子，让他们补课肯定不对，但如果让孩子早早回家,多半就去当了街溜子,这样也不是个事儿，不如让学校安排有闲暇的老师看护这些学生,然后给老师...”
“这样啊...回头我跟他们商量商量,这倒是个办法...既然解构大家族是不可改变的国策,那就得想办法解决解构后带来的问题。”
“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不就是用来干这个的吗?再强化一下建设吧,不然小心被坏人反应过来钻了空子。”
“嗯...”
交谈几句后，何宝珍站起身，走到书桌前坐下，拿起钢笔,取出一张空白信笺，凝练有力地写下几行大字:
“...为挽回恶劣影响,表明立场，特自请辞去五星东方共和国教育部部长职务，接受组织其他安排,请予批准。”
写完信件，她将其塞进丈夫手中，居然一脸轻松地笑了出来:
“好啦!你这个中央政府主席和亚共党组书记，得拿据我的职务啦!对了，还得给根英那边打个电话,大家一起辞职。”
”3
当清晨第一缕微光挣扎着穿透沈阳铅灰色的天空时,一份加急的特刊已经悄然由中央印刷厂印出,通栏黑体大标题触目惊心:
《中央政府党组成员何宝珍同志、王根英同志就家属违规涉入变相补课事件引咎辞去部长职务，公开自请处分》
"...王根英同志,因对子女私下参与违规托管（变相补课)事件监管不利，未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自感严重失职,申请辞去劳动部部长职务，接受组织最严格的处分与安排;”
“...何宝珍同志,因对教育公平原则执行不力、未能有效约束子女涉入违规托管(变相补课)行为、未能以身作则维护国家教育政策严肃性，严重损害国家教育政策威信,申请辞去教育部部长职务，恳请组织从严处理;”
"...此事性质极其恶劣!不仅严重违背了国家既定教育方针政策,破坏了人人平等的教育公平环境,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在五星东方共和国,没有任何特权可以凌驾于公平之上!国家之公器，容不得半点私情的玷污!”
“全体同志务必以案为鉴,深刻反思,严格自律!若仍有以身试法者，组织必将严惩不贷!”
由亚共党中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名签署、下达至所有党政军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书面通报里没有多余的评论，没有煽情的渲染，只有冷冰冰的事实:
两位部长的子女如何被卷入辽阳那所小学以“秋游”为名的变相补课活动,她们在发现事件性质后，如何第一时间引咎辞职并恳请组织予以最严厉的处分和调动。
10月初的沈阳乃至整个五星东方共和国都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高层人事变动的地震炸翻，两道辞呈如同两道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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