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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雪的电话是在周五下午打来的。
陆云正在办公室整理恒通项目的收尾文件。自从账户被冻结之后,陆震廷并没有撤掉他的职位——那是更精明的做法。让他继续工作,但不给他支配资金的权力;让他留在局中,但每一笔报销都要经过财务部的额外审核。这是一种精确的、持续的提醒——提醒他在这个位置上不是因为他有选择,而是因为他父亲还没有下最后一步棋。他每天坐在那张从办公室窗外能看到嘉陵江的皮椅上,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报表和合同,感觉自己像一颗被按在棋盘上的棋子。棋子不能自己决定往哪走。棋子只能等执棋的人动手。
他接起电话时,眼睛还盯着屏幕上的报表。陆雪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她惯常的轻松语调,像是约他出来喝杯咖啡那么简单。“哥,今晚有空吗?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南滨路那边新开了一家法餐厅。老板是我朋友,试营业,请我去捧场。我想着你最近肯定闷坏了,带你出来散散心。七点半,我把地址发你。”
陆云的手指在鼠标上停了一下。他和陆雪的关系不算亲近——她是堂妹,从小在家族聚会里见面,礼貌而疏远。她比他小三岁,小时候跟在他身后叫“哥哥”叫得很甜,但长大后两人各走各路,只有逢年过节才在饭桌上碰面。但自从他和陆震廷闹翻之后,陆雪是为数不多还主动联系他的陆家人。她没有问过他账户的事,没有提过赵敏之的名字,只是偶尔发消息问他最近怎么样。消息很短——“哥,最近还好吗”“天冷了多加衣服”“听说你搬出去住了,地址发我,我去看看你”。他以为那是关心。他后来才知道,关心有很多种,有一种关心是为了确认伤口还在不在。但他当时不知道。他当时只是觉得,在这个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愿意跟他说话,这已经足够了。
“好。”他说。
挂了电话,他把最后几份文件签完,关了电脑。窗外的天色开始变暗,嘉陵江在暮色中泛着铅灰色的光。江对岸渝中半岛的灯火正在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先是最高的几栋写字楼,然后是沿江的酒吧和餐厅,然后是层层叠叠的居民楼,最后整座半岛变成了一座发光的山。他拿起桌上的手机,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尼玛的微信头像。她的头像是在费瓦湖拍的——晨雾中的鱼尾峰倒影,湖水蓝得像被调过色,雪顶在水中的影子比天上的更柔、更模糊。他给她发了条消息:“晚上有个应酬,可能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吃饭。”过了一会儿,她回了一个字:“好。”
他盯着那个“好”字看了很久。只有一个字,没有表情包,没有多余的标点。她以前会回“好的,你注意安全”或者“好,我等你回来”。现在只有一个字。他告诉自己那是因为她在忙——她接了旅行社的翻译活,每天都在对着电脑查词典,有时候一份文稿要反复修改好几遍才能交稿。但那个字还是像一根细针,扎在他心里某个他不愿意触碰的地方。他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东西变了。不是不爱了——是更糟糕的。是爱还在,但被太多东西压住了。压在那张洲际酒店饭局的白色桌布下面,压在冻结账户的银行短信下面,压在超市收银台上弹出的“余额不足”下面,压在她在阳台上站到天黑时吹透藏袍的江风下面。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拿起外套,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的感应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又一盏接一盏灭在身后。电梯里的广告屏正在轮播——一款瑞士手表、一辆德国轿车、一家马尔代夫度假村。画面上的海水蓝得不真实,沙滩白得不真实,那对牵手的模特笑得也不真实。他盯着那个马尔代夫的广告看了几秒,想起了费瓦湖。费瓦湖的水是真的,晨雾是真的,她站在船尾唱歌时被风吹乱的头发也是真的。
晚上七点半,他准时到了南滨路。
法餐厅在一栋临江建筑的顶层,外墙全是落地玻璃,从外面就能看到里面暖黄色的灯光和白色桌布上跳动的烛火。门口的招牌是法文,他不太认得,但从装修的考究程度来看,这家餐厅的定位显然不是普通白领的消费水平——门口停着一排黑色的豪华轿车,门廊上铺着暗红色的地毯,两盏铜质壁灯在夜风中发出柔和的光。门童穿着深蓝色制服,戴着白手套,替他拉开门。领位小姐微笑着确认了预约——“陆雪小姐订的位,这边请。”
她带他穿过一排排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走向靠窗的位置。餐厅里人不多,大概是因为试营业,只有零星几桌客人。背景音乐是一首慵懒的法国香颂,女歌手用他听不懂的歌词唱着他听不懂的情绪——大概是关于爱情,关于离别,关于某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空气里飘着黄油和香草混合的香气,和蜡烛燃烧时淡淡的焦味混在一起。每张桌上都摆着一只细长的水晶花瓶,插着一支白玫瑰。花瓣上还挂着水珠,大概是刚喷上去的,在烛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领位小姐停在一个靠窗的卡座前,做了个“请”的手势。卡座是半圆形的,墨绿色丝绒沙发围着两张大理石台面的圆桌。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两副银质餐具和一只水晶花瓶。银质刀叉在烛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餐巾被叠成精致的扇形,放在骨碟正中央。
“陆雪小姐还没到。”领位小姐说,“您先坐。需要先点些什么吗?”
“一杯水就好。”
领位小姐点头离开。陆云在卡座里坐下,背靠着柔软的丝绒沙发。沙发很软,坐进去整个人都会陷下去,但他只坐了前半截,脊背挺得很直。他看了看手表——七点三十五分。陆雪迟到是常态,他并不意外。他端着那杯冰水,看着窗外的夜景。南滨路这一段的江景是重庆最好的——对岸是渝中半岛,解放碑的高楼群在夜色中灯火通明。霓虹灯光倒映在嘉陵江面上,红色、蓝色、金色、绿色,被水流扯成一条条颤抖的光带。游轮从江面上缓缓驶过,船身上的彩灯在黑暗中画出一道缓慢的弧线,船头的探照灯扫过水面,扫过岸边的建筑,扫过餐厅的落地玻璃窗——白光从他的脸上划过,然后消失了。
他看了一眼手机。尼玛没有发新消息。他点进她的朋友圈,最近的一条还是上周发的——一张苍山洱海的照片,配了两个字:好美。那张照片是他拍的。他当时站在她身后,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回过头,风正好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几缕碎发贴在嘴角,她伸手去别,没别住,索性就让它乱着。她笑得很开心,那种眼睛弯成两道弧线的笑——他很久没看到她那样笑了。那趟大理之行是他们最后一次真正开心的时刻。回来之后,一切都变了。账户被冻结,车被收回,借钱被拒,余额不足。她开始把药片切成两半,他开始坐公交车上班。他们之间的话题从“下次去哪里”变成了“今天吃什么”,从“将来”变成了“今天”。
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然后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了窗边。
卡座的视线很好,能看到大半个餐厅。他的目光在那些用餐的客人之间漫无目的地游荡——一对老夫妇在安静地切牛排,老先生把切好的牛排推到老太太面前,老太太摆了摆手,又推回去。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坐在吧台边喝红酒,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几个商务人士围着一张圆桌低声交谈,桌上摆着几份摊开的文件。然后他的目光停在了窗边另一个卡座上。
那个卡座比他的更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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