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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虽然对天幕预告的帝国最终败局和原子弹的毁灭性威力感到恐惧,但也从中“解读”出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天幕已经昭示,如果我们按部就班,等待我们的只有毁灭!”在刺杀事件后影响力大增的陆军少将石原莞尔,在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上叫嚣道,“唯一的生路,就是在敌人羽翼未丰之前,迅速攫取足够的战略资源和生存空间,建立起一个牢不可破的‘大东亚帝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积蓄力量,对抗未来的强敌,甚至……改变天幕的预言!”
在这种“末日狂奔”的心态驱使下,一个经过精心包装的、旨在迷惑国际社会、并为倭国侵略提供“合法性”的战略构想,被迅速炮制出来,并开始通过各种外交和宣传渠道,向全世界兜售。
这个构想,便是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早期雏形。当然,在本时空的1933年初,它还披着更为温情脉脉的“新衣”。倭国政府公开宣称,鉴于华国长期内乱不已、民不聊生,且日益受到“赤色共产主义”的威胁,大倭国帝国本着“睦邻友好”、“共同繁荣”的原则,愿意向华国提供“兄弟般的帮助”,协助华国“恢复秩序”、“发展经济”、“抵抗共产国际的渗透”。
他们甚至公开向南京的常凯申政府,抛出了“橄榄枝”,提议两国捐弃前嫌,建立“东亚反共统一战线”,共同“保卫亚洲文明,抵御赤色瘟疫”。
倭国方面甚至暗示,如果常凯申政府愿意“合作”,他们可以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帮助国民党“剿灭”华共,并“稳定”华国局势。
这无疑是一个包藏祸心的阴险图谋。倭国军国主义者,在看到天幕揭示的国民党常凯申政权未来的腐败无能和最终败于华共的“命运”后,敏锐地嗅到了机会。
他们认为,与其通过大规模军事入侵来征服整个华国(这在天幕预告的未来中,似乎也困难重重且代价巨大),不如采取一种更“经济”、更“巧妙”的方式——扶植一个亲日的傀儡政权,以华制华,最终达到控制华国、攫取资源的目的。这与天幕中提及的未来汪精卫伪政权的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南京,常凯申政府主席常凯申,此刻正面临着他政治生涯中最艰难的抉择。天幕对国民党未来命运的“宣判”,以及对其个人统治下种种黑暗面的无情揭露(贪污腐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及最终被华共击败),已经让他的威望和国民党政府的公信力,跌至谷底。
国内,民众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日益高涨,反日浪潮和要求惩治腐败、一致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华共在天幕“光环”的加持下,声势日隆,其在南方的苏区和在东北敌后的游击活动,也让国民党焦头烂额。
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一些地方实力派军阀,在看到常凯申中央政府的“未来窘境”后,也开始蠢蠢欲动,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与中央分庭抗礼。
就在这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际,倭国方面抛出的这个“橄榄枝”,对常凯申而言,无疑是一杯裹着蜜糖的毒药。
他深知倭国人的狼子野心,也清楚与虎谋皮的危险。但是,天幕预告的华共未来的胜利和国民党未来的败亡,像一个沉重的梦魇,时刻压在他的心头。如果按照“历史的既定轨道”走下去,他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难道……真的要坐以待毙吗?”常凯申在深夜的官邸中,辗转反侧。
汪精卫等人主张,可以“暂时虚与委蛇”,利用倭国的力量来消灭心腹大患——GCD,待国内局势稳定后,再徐图摆脱倭国的控制。他们认为,这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
何应钦等一部分军方将领,虽表面支持抗战,实则主导对日秘密和谈,试图以承认伪满现状、经济让步换取停战。
而冯玉祥、李宗仁等将领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日妥协则坚决反对与倭国“合作”,认为这是饮鸩止渴,与虎谋皮,必将断送党国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他们主张,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即便付出再大的牺牲。
最终,在巨大的现实压力和对“改变命运”的侥幸心理驱使下,常凯申做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他秘密派遣代表,开始与倭国方面进行接触和谈判。
他试图在不公开撕毁“抗日”旗号的前提下,与倭国达成某种默契,换取倭国在“剿共”方面的支持,并以此来巩固自身摇摇欲坠的统治。
这个消息,虽然极力保密,但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泄露了出去。一时间,举国哗然!
“常凯申要卖国了!”“南京政府要与倭国鬼子同流合污了!”这样的流言蜚语,在各大城市迅速传播,引发了民众更强烈的愤怒和抗议。
许多曾经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彻底失望,纷纷转向同情甚至支持华国GCD。
华共方面,则抓住这个机会,痛斥常凯申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倭国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华共的威望,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而美利坚、英吉利等西方国家,对倭国提出的“东亚反共统一战线”和南京政府的暧昧态度,也表现出复杂的心态。
一方面,他们对倭国的侵略野心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他们也乐于看到倭国的力量被用来遏制苏联和华国共产主义的扩张。这种绥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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