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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废物。王浚联合了老领导司马腾、新女婿段务勿尘及乌桓等几个少数民族部落，组成胡汉联军，一通乱拳将中央领导司马颖打回洛阳，攻陷了邺城。

    邺城沦陷后，城内百姓俨然坠入了人间地狱。

    古代中原王朝从少数民族借兵，一般都是国家大乱而自己又无力平叛的无奈之举，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惨痛。譬如，安史之乱中为让回鹘出兵，唐肃宗允诺攻下长安后，“金帛、女子皆归回纥”。而真等攻下长安后，太子李豫觉得对长安烧杀抢掠，洛阳百姓将会死守。于是将劫掠对象由长安改成了洛阳。就这样，洛阳成了长安的替罪羊。回鹘军的作为？《旧唐书》记载的比较隐晦，《资治通鉴》可没这么客气，“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妥妥的烧杀掳掠，妥妥的屠城，妥妥的一帮色中饿鬼、饿中厉鬼。

    这段史实，折射出的是“弱国无外交”、“国家之间只有利益”这种通论？老王认为，少拿国家说事儿，这段史实，赤裸裸的揭露了封建王朝的无耻，只要能重归御座、重戴皇冠，老百姓的几条贱命又算什么？

    这次，王浚从鲜卑借兵，女婿段务勿尘很给力，着实帮自己出了口恶气。如何回报自己的这个好女婿呢？王浚提前学习了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封赏回鹘的那一幕--任鲜卑士兵抢劫三日！

    长期在北方寒凉之地放羊放牛，如今一入灯红酒绿的中原繁华大城，鲜卑人红了眼，在邺城内奸杀掳掠，劫掠财富无数。当然，这种乱世之下，最遭殃的，还是柔弱又无辜的女人们。

    数万名汉族妇女，被鲜卑人当成战利品，如牛羊一样驱赶回北方。一路之上，受尽蹂躏，其状之惨，可以想象，老王不忍多言。更有甚者，有关史料还记载，鲜卑人同时又把这些妇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称为“双脚羊”。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王浚于心不忍，要鲜卑人留下这八千可怜人。结果，野兽们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统统赶到易水中淹死。

    真？假？夸大的成分必然存在。但老王认为，民族的生存与独立离不开铁和血，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其中的残酷性和残忍性。战争机器一开，就自然打开了撒旦的大门。士兵们无论之前是弱鸡书生、油滑商贩还是老实巴交拿锄头的农民，都会从众、集体无意识，加入到杀戮奸淫抢掠中，魔性会得到极大的释放。别觉得你不会，人大概率是很难逃离人性的。不信，看看当今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甚至是乌克兰。

    国家强大，民族强大，国人才能免遭凌辱和涂炭，道德约束在铁血面前不值一提。

    在中原劫掠一番后，王浚回到幽州，实力大增。305年，王浚与范阳王司马虓推司马越为共主，命大将祁弘率领乌桓族骑兵，帮助司马越进攻长安，成功将被张方挟制到长安的晋惠帝还都洛阳。

    晋惠帝像个木偶一样被提来提去，不过，他也确实发挥了吉祥物、招财猫的作用--谁抢到他谁就能升官。王浚因功被封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俨然西晋帝国在北方的代言人。

    307年，晋怀帝继位，王浚又升任司空，加领乌桓校尉。此时的王浚，不但在中央有职务，是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是封疆大吏，镇守北塞，已是西晋实力最为强劲的军阀之一，幽州也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308年石勒来进攻常山郡，那是要动王浚的地盘。王浚命其大将祁弘和鲜卑女婿段务勿尘等，率众十余万来攻石勒。

    这支汉胡联军，战斗力极其强悍，比石勒之前碰到的任何一支军队实力都强，包括苟晞的西晋政府军。石勒一时抵挡不住，被大败于常山的飞龙山，万余人阵亡。

    这是石勒与王浚的第一次交手。打不过就绕着打，力敌不过王浚，石勒先退据黎阳（河南濬县东），随即转而进攻信都（河北冀县），干掉了西晋冀州刺史王斌。刘渊因此又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310年，“汉高祖”刘渊病死，其子刘聪经过一番内斗后称帝，加紧了灭晋的步伐。作战计划很直白：大将刘曜、刘粲、王弥等率众4万直捣西晋都城洛阳；转战于黄河南北（兖州、冀州一带）的石勒与刘曜等会师。

    石勒亲率骑兵2万与刘粲会师后，败晋军于渑池（河南三门峡）。但当石勒进兵至成皋关（河南荥阳县汜水镇）时，被老对手晋将王赞所败。

    从小就奔波于逃命路上的石勒，从不怕多走路，总结出了打不赢就走、边走边游击的战略战术，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游击战专家。他转而南攻襄城（河南襄城县），进驻于宛（河南南阳市）的北山。之后在宛、穰（河南邓县）兼并了一股流民武装，增强实力后再南攻襄阳，然后又攻陷江西一带壁垒三十余所，屯兵于江汉一带。

    此处的江西，指的是汉水、沔水以东、淮水以南、长江以北这一带。壁垒，前面多次提到，又是指什么呢？

    壁垒，又称坞堡、坞壁，一种民间建造的防卫性建筑。西晋末年，北方饥荒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地方豪强为了自保，纷纷构筑坞堡营壁，功能与欧洲的城堡相类。

    其实，这种坞堡早在王莽年间就已经有了。因坞堡容易助长地方势力，中央政府肯定不希望它存在，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曾下令摧毁坞堡。然而，由于北方地区的民众一直被胡人侵略，坞堡确实能用来保命，所以有很多坞堡幸存下来。也幸亏这些幸存下来的坞堡，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可以当作民众的避难所。民国时期地方豪绅的土围子，应该也与这种坞堡类似。

    野心勃勃是狼的本色，只有狗才逆来顺受、安于现状。攻陷江西壁垒、屯兵江汉的石勒，此时已有雄据江汉、与刘聪分开单干的想法。

    不过，因粮饷不继，军中又爆发瘟疫，兵士死伤大半，南方的琅邪王司马睿又派兵来抗击，石勒才于311年正月渡过沔水，攻据江夏（湖北云梦县）。又继续北上，攻杀新蔡王司马确于南顿（河南项城县西），进占了许昌城。

    当刘聪派出的刘曜、刘粲、王弥灭晋大军直捣洛阳，另一方面军石勒转战于江汉一带时，西晋八王之乱最后的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在洛阳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因司马越专擅朝政，杀害异己，内部已不团结。现在匈奴刘氏又来进攻，洛阳是守不住了。守不住就要走，可走也要走的体面，否则会军心大乱，场面更无法收拾。

    司马越想找个借口。

    借口是无能的温床，也是人最容易找到的东西。司马越的借口，很快就找到了。刘曜大军不是来攻洛阳吗？我们就去打外围的石勒。基辅你不守，你说你去收复顿涅茨克，实际企图当然是逃跑。司马越的最终目的，是回到他的老窝封国东海（山东郯城县北），自保。

    310年11月，司马越率领四万余士兵以及一大批王公大臣共十余万人，乱哄哄的离开了洛阳城。这其中就包括百官之首、太尉王衍。

    流动大军排成长长的队列，犹如一只无精打采的蜈蚣，缓缓蜿蜒前行，爬离洛阳，经过许昌，进屯于项（河南沈丘县南）。

    都这时候了，西晋高层还没忘内斗。司马越率领军队、大臣出走，抽空了洛阳城，城内“被光杆”的晋怀帝司马炽十分痛恨，密令名将苟晞率军追击。

    司马越外忧内患，最终，这位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于311年3月在项病死。

    1547年之后，同样是一支由士兵、官员、家属组成的十余万人的队伍出走，抽空了首都防御，最终这位首领被凌迟，他所效力的政权也灰飞烟灭。这位首领，名字叫石达开。历史何其相似。

    在西晋末年的这场大戏中，司马越提前领了盒饭，倒是解脱了，流动大军群龙无首，得选出一个话事人带领大家继续流动。众人环顾左右，新话事人，只能是太尉王衍。谁让你官儿最大呢？作为关键少数，官儿越大，责任就越大嘛。

    王衍，琅玡王氏的这位先期杰出代表，只好硬着头皮，栉风沐雨，率领众人继续东行，要将司马越的灵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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