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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台湾岛上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安平镇的城墙修缮工程正热火朝天，来自闽粤的移民在郭怀一的组织下，开始在新分配的土地上垦殖第一季稻米。
东宁都司的建立，如同一块巨石投入东海，涟漪正一圈圈扩散，影响着整个区域的格局。
然而，并非所有的涟漪都带来安宁。
在台湾以南，隔着一道巴士海峡的吕宋岛，一场针对大夏人的血腥风暴，正在悄然酝酿，并最终以最残酷的方式爆发，其惨烈的消息，随着侥幸逃生的幸存者，漂洋过海，传回了帝国东南沿海，也传到了刚刚在台湾站稳脚跟的郑芝龙耳中。
吕宋，自前朝被西班牙人逐步殖民以来，凭借其地处东亚与美洲贸易中转站的地理优势，迅速繁荣起来。
而华人，早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就已在此地经商、定居。
西班牙人殖民吕宋后，华人的勤劳、智慧与商业天赋，使其成为当地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从事手工业、零售业、中介贸易乃至农业，积累了相当财富。
马尼拉的帕里安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堪称“小泉州”。
然而，华人的成功也引来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嫉妒、猜忌和恐惧。
一方面，他们需要华人的技能和商业网络来维持殖民地运转；另一方面，又视人数众多、文化迥异、内部联系紧密的华人为潜在威胁，担心其与大陆的大夏帝国里应外合。
这种矛盾心理，使得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华人的政策，在利用与压制之间反复摇摆，时而征收重税，时而限制居住，时而甚至直接驱逐。
而底层西班牙人、混血儿以及部分土著，也常常将对殖民当局的不满，转嫁到相对富裕且“异教”的华人身上，劫掠、欺辱华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大夏的建立，特别是料罗湾海战大破西葡荷联合舰队、以及随后郑芝龙收复台湾的消息传到马尼拉，在西班牙殖民者和当地华人社区中，都激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
西班牙菲律宾总督迭戈·法哈多深感震惊与不安，来自北方的这个新兴帝国展现出的强大海军力量，让他如坐针毡。
而马尼拉的华人，则在惊惧之中，隐隐生出了一丝期盼——那毕竟是来自故国的力量。
然而，这丝期盼，很快化为了泡影，并引来了灭顶之灾。
玄极八年，西历1656年春，一个谣言如同野火般在马尼拉蔓延开来：城外的华人正在秘密集结，准备联合即将南下的大夏舰队，里应外合，攻占马尼拉，杀光所有西班牙人！这个谣言荒诞不经，却精准地戳中了西班牙殖民者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总督法哈多本就对华人充满疑忌，闻此谣言，宁信其有。
加之当时马尼拉城内粮食价格因囤积居奇而飞涨，社会矛盾尖锐。
法哈多认为，是时候“解决”华人问题了——至少是解决那些在他看来不听话、太富有、人数太多的华人。
他先是下令，限令所有华人上缴武器，并集中到帕里安区，接受“审查”。
接着，以搜查叛乱证据为名，纵容西班牙士兵、雇佣兵以及部分被煽动的土著，冲入帕里安，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与劫掠。
屠杀持续了数日。
曾经的繁华街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店铺被砸，房屋被焚，财产被抢掠一空。
手无寸铁的华人，无论男女老幼，惨遭屠戮。
老人被砍杀在街头，妇女被凌辱后杀害，婴儿被抛入火海……西班牙殖民者以最残忍的方式，发泄着他们的贪婪、恐惧和种族主义暴行。
据后来逃回大夏的幸存者零星回忆和后来史家估算，此次暴乱中，遇害华人超过两万，伤者不计其数，帕里安几乎被夷为平地，华人百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玄极八年马尼拉大屠杀”，又称“红溪惨案”（因大量华人尸体被抛入帕里安附近的河流，河水尽赤）。
在屠杀中，一位名叫陈振龙的福建籍商人，因常年往来吕宋与厦门，在帕里安经营一家较大的商行，人脉较广，且因其与部分西班牙军官有生意往来，事先隐约风闻不妙。
在暴乱初起、局面尚未完全失控的混乱中，他忍痛舍弃了在吕宋积累的全部家业，在几位忠心耿耿的伙计和一位同情华人的土著向导帮助下，化妆易服，九死一生，侥幸逃出了已成修罗场的马尼拉。
他们躲过西班牙人的搜捕，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一条愿意冒险搭载他们的小渔船，漂洋过海，逃回了厦门。
回到厦门的陈振龙，形容枯槁，如惊弓之鸟。
他顾不得休整，立刻求见当地官府，声泪俱下地控诉了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的暴行。
地方官不敢怠慢，火速将消息连同陈振龙的证词，一并上报。
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瞬间引爆了福建官场和民间，尤其是与吕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泉州、漳州、厦门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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