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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站在罗湖汽车站门口的那一刻，我似乎有点明白了。
这么多楼，这么多车，这么多人，这么多欲望——这股“气”该有多乱？
我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我爹打了个电话。
电话亭是那种透明的玻璃亭子，里面有一台红色的电话机，旁边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市内电话0.5元/分钟，国内长途1元/分钟”。我掏出一把硬币，数了数，有一块五。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喂？”那边很吵，有机器的轰鸣声，还有人在喊“这个货放那边”。
“爹，是我，元良。”
“……啥？你说啥？大声点！”
“是我！元良！我到深圳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我爹的声音变了调，又惊又急：“你说什么？！”
“我到深圳了！在罗湖汽车站！”
“你……你……你来深圳干啥？！”
“爷爷死了。我来找你。”
又是沉默。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叫我爹的名字——“陈德厚！线头接好了没有！”“来了来了！”他应了一声，然后对着话筒说：“你在罗湖汽车站别动！我请假来接你！别乱跑！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别跟任何人说话！就在那等着！”
“好。”
电话挂了。我看了看手里的硬币，一块五还没用完。我把话筒放回去，走出电话亭，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深圳的黄昏来得比湘西晚。太阳已经落到高楼后面去了，但天还是亮的，是一种灰蒙蒙的亮。路灯亮了，霓虹灯也亮了，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把整条街照得五光十色。
我等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我看到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一个女人牵着一条狗从面前走过。那条狗比我在村里见过的任何一条狗都大，毛白白的，蓬蓬的，像一团棉花。女人穿着一身运动服，耳朵里塞着白色的耳机，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
一个老头推着一辆小车，车上放着一堆矿泉水瓶子，叮叮当当地响。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黑一道白一道。他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笑，露出几颗黄牙。
一群年轻人从我面前走过，有男有女，都穿着一样的T恤，上面印着“华为”两个字。他们说说笑笑，声音很大，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话——不是英语，是粤语。
还有一对情侣，手牵着手，从我面前慢慢地走过去。女孩子把头靠在男孩子的肩膀上，男孩子低头在她耳边说了什么，女孩子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不是“还没融入”的那种不属于，而是从根本上、骨子里的不属于。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子、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走路的姿态，都跟我不一样。我像是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掉进来的人，跟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解放鞋。鞋上还沾着落雁坳的红泥巴，干成了硬块，怎么抠都抠不掉。
“元良！”
一个声音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我抬头，看到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从人群中跑过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服，胸口印着“鑫达电子”四个字。工服的袖口磨破了，线头拖在外面。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汗，眼窝深陷，颧骨突出，比去年过年时又瘦了不少。
是我爹，陈德厚。
他跑到我面前，站住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一起一伏的。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一年没见，他又老了不少。眼角的皱纹多了几道，鬓角的白发也多了一些。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指甲缝里嵌着黑乎乎的油污。
“你……”他张了张嘴，眼圈突然红了。
他没有说完那句话，蹲了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我站在他面前，不知道该说什么。从小到大，我跟爹就不亲。他一年回来一次，待几天就走。我们之间的话很少，少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他不是不想跟我说话，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爷爷……什么时候的事？”他闷声问，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
“半个月前。”
“怎么不早打电话？”
“村里没电话。我走到镇上才打的。”
他点了点头，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脚边的编织袋。
“就带了这些？”
“嗯。”
他从我肩上接过编织袋，拎了拎，皱了皱眉头：“这么轻？没带别的？”
“带不了那么多。”
“走吧，”他说，“先回我住的地方。”
他转身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佝偻的背影。
他比我矮了半个头。我记得小时候，他很高，我要仰着头才能看到他的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矮了。或者说，是我长高了。
我们坐上了一辆公交车。
车是那种两节车厢连在一起的“通道车”，中间有一段像手风琴一样的褶皱。我从没见过这种车，上车的时候愣了一下，不知道从哪里上。我爹拉了我一把，从后门上去了。
车上人很多，没有座位。我爹把编织袋放在地上，让我扶着杆子站好。他自己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抓着吊环，一只手护着编织袋，像是在护着一样怕碎的东西。
公交车开动了。我透过车窗往外看，深圳的夜景在窗外一帧一帧地掠过。
高楼、商场、写字楼、酒店、餐厅、银行、超市——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闪过。霓虹灯、LED屏、路灯、车灯、楼宇的轮廓灯——各种颜色的光混在一起，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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