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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威廉呢？”他问出了第二个名字，“那个以健康原因辞职的州长。”
凯伦反问道：“关于威廉，你在官方的记录里看到了什么？”
大卫翻了一下笔记。
“长期的工作压力导致严重的心脏问题，...
1945年4月12日，下午3点35分。
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小白屋二楼卧室。
窗外的橡树在四月的风里轻轻摇晃，阳光斜斜地穿过百叶窗，在褪色的波斯地毯上投下细长的光栅。空气里浮着一层薄薄的尘埃，像凝固的时间。床边，一台老式收音机正低声播放着《星条旗永不落》——这是罗斯福生前最后指定的背景音，他怕死得太过寂静。
亨利·华莱士坐在床边的藤椅上，双手交叠在膝头，指节泛白。他没有哭。不是因为不悲恸，而是某种更沉重的东西压住了所有情绪的出口。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粗呢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带松垮地垂在胸前，像一条被抽去筋骨的蛇。他刚刚签完最后一份总统令——关于战时粮食配给制向和平时期过渡的临时条例，笔迹沉稳，甚至比平时更工整。可就在签字后三分钟，医生从隔壁房间走出来，摘下眼镜，用一块手帕反复擦拭镜片，却始终没说那句话。
直到护士端着空药杯出来，轻轻带上门。
华莱士才起身，走到床边。他俯身，用拇指擦去罗斯福右眼角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泪痕——不是悲伤的泪，是临终前肺部积液压迫神经引发的反射性分泌。他记得罗斯福曾笑着对他说过：“亨利，我这辈子流过的真眼泪，加起来不超过五次。剩下都是政治需要。”
他直起身，把罗斯福右手那只戴着旧金表的手，缓缓放回毯子下。表针停在三点三十二分。三分钟后，心跳监测仪上那条原本微弱却执拗起伏的绿线，拉成一道笔直的、冰冷的横线。
没有哀乐响起。只有收音机里，铜管乐突然一个高音拔起，随即戛然而止——唱针跳了轨。
华莱士转身走向门口。走廊里站着六个人：司法部长弗朗西斯·布莱恩、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白宫幕僚长威廉·哈塞特、首席助理格雷斯·塔利，以及——站在最边缘、双手插在裤兜里、目光低垂的罗伯特·汉尼根。
没人说话。但所有人的眼神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现在怎么办？
华莱士没有看他们。他径直走过，脚步不快，却稳得像走在爱荷华州自家玉米田的垄沟里。他走进书房，拉开罗斯福那张胡桃木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没有文件，只有一本硬皮笔记本，封面上烫金印着“FDR 1944秋”字样。他翻开第一页，上面是罗斯福亲笔写的几行字，墨水已经微微晕染：
> “若我不能走完这第四程，亨利，请别让炉边谈话变成悼词。
> 把收音机调到NBC频率，等钟敲四下。
> 告诉他们——我不是死了，我是移交了火种。”
笔记本后面夹着一张折叠整齐的纸。华莱士展开，是手写的就职誓词草稿。不是宪法规定的标准版本，而是罗斯福自己重写的。第三句被红笔重重圈出：
> “……我庄严宣誓，将尽我所能，维护、捍卫并推动美利坚合众国所立之约——不仅为今日之民，更为明日尚未出生之人；不仅为已知之疆域，更为人类尚未命名之尊严。”
华莱士合上笔记本，把它放进自己左胸内袋。然后他走出书房，走向楼梯口。汉尼根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副总统先生，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您应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宣誓。空军已备好专机……”
“不。”华莱士停下脚步，第一次直视汉尼根，“就在小白屋。就在他躺过的地方。”
汉尼根喉结动了动：“可媒体……”
“让他们来。”华莱士说，“告诉NBC，四点整，全美直播。告诉所有报社，稿子我亲自写。标题就叫——《火种移交》。”
四点零七分。小白屋客厅。
临时布置的宣誓台是一张铺着深蓝绒布的圆桌，桌上放着那本磨损严重的《圣经》，扉页上有罗斯福母亲的手写箴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华莱士穿上了那件灰外套，领带重新系紧，一丝不苟。他左手按在圣经上，右手举至肩平。首席大法官哈伦·斯通站在他面前，声音洪亮而克制：
“你是否庄严宣誓，将忠实履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职责，并竭尽所能，维护、捍卫及推动合众国宪法？”
华莱士的声音不高，但每个音节都像犁铧翻开冻土：“我庄严宣誓。”
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是记者，是两名穿着沾满泥点工装裤的黑人青年，一人扛着一台笨重的便携式扩音器，另一人抱着一摞刚油印出来的传单。他们是南方农业工人联合会派来的信使，今早刚接到罗斯福私人秘书室发出的密电：“小白屋即刻成为新政火种台。请携真理，速至。”
华莱士示意他们进来。青年把扩音器摆在门口，又把传单堆在台阶上。其中一张飘落在华莱士脚边，油墨未干，标题赫然是《给沃姆斯普林斯的黑人佃农兄弟们》——署名：亨利·华莱士，1944年10月于佐治亚州田野间。
汉尼根脸色骤变：“这是什么？谁允许他们进来的？”
华莱士弯腰拾起那张纸，轻轻抚平折痕，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它夹进了刚宣誓用的《圣经》里。“这是火种的一部分。”他说，“罗斯福总统最后一次巡视南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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